万年妖熊的领地

　　八年的抗日战争是对我们民族的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它是如此之惨烈，几乎每个中国人都面临着生命的威胁与灵魂的拷问。这其间有的人从革命领袖、学者名士变成了汉奸公贼，跌进历史的深渊，比如汪精卫、周作人；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曾经对国家犯下过大罪大错，但在国难当头之时，却能够坚守住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气节与尊严，从而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赢得了世人的几分敬重与同情，他们就恶名昭著的北洋军阀们。

　　北洋军阀起于袁世凯小站练兵，终于张学良东北易帜。其主要人物有：早期的袁世凯、王世珍、徐世昌等人；中期的冯国璋、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等人；晚期冯玉祥、张宗昌、孙传芳等。

　　在我们所了解的传统历史书写中，这些人多为乱世枭雄、窃国大盗。为一己之私利，征战不休，导致兵祸连结、生灵涂炭。更有勾结外国势力、镇压进步学生、惨杀工人领袖可谓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然而，毕竟曾经身居高位，有过一定的政治抱负，他们都不甘做卖国贼，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有的虚与委蛇，有的断然拒绝，其中不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其中张作霖的故事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这位“马贼”出身的北洋时期末代国家元首在东北问题上与日本人周旋多年，但始终坚持原则。使日本人志在必得的“满蒙悬案”始终无法得逞。如日人杂居及商租土地等问题，日本“尝胁作霖履约”，但张作霖非但不应，反而急饬地方官民不得把房屋土地外赁给日人，违者处以重罪。结果日本人虽屡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最终恼羞成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张作霖在皇姑屯所乘坐的那列火车颇有来头，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了迎接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特别定制的豪华专列。10年之后，它又成为了民国元勋孙中山总理的专车，再过16年，此车为张作霖所有，最终在皇姑屯灰飞烟灭与张大帅玉石俱焚。

　　张作霖的死对头“玉帅”吴佩孚，则一早就是坚定的反日分子，他一生遵奉的“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直奉战争时他兵败避居四川，日本人觉得有机可乘便派遣海军将领荒城二郎游说，愿贷款百万、赠枪十万助其东山再起。吴马上逐客，怒道：“我曾有枪何止十万，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引外援，何有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事我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吴立刻通电抗日，并亲自北上。张学良将军作为晚辈去车站迎接，吴见面就质问：“为何不打？！”，张低头回答：“实力尚不足”，吴慨然道：“现在我来了，实力便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就是一个‘死’字！！”少帅惶愧而不能答。

　　1935年，日本策动汉奸殷汝耕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愤然拒绝道：“自治者，自乱也。”

　　“七.七”事变后，不入租界的吴佩孚处在日军的监视控制之下，但神色如常，对来访的日本人一概不见。后来，汪精卫卖身投敌，日本人极希望他能与吴佩孚联手组成一南一北、一文一武的傀儡政权，不断派人劝说，吴不置一言。汪精卫也多次写信劝降，吴回复到“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栅，无谋扣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一次，日本人强行在他的住所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吴看罢，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说罢即拂袖而去。

　　他还曾经命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改编成了“皇协军”，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过兵，日本人大喜过望，但后来这些部队不知所终，问及吴，吴坦然说他们“全部潜逃，回归重庆军建制”了，日本人又羞又怒。

　　几个回合下来，日方最终看出吴佩孚不但没有利用价值，反而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吃饭时被一块骨头硌伤了牙齿，华北伪政权的军事首领齐燮元和一位担当特务机关长的少将(一直尊吴为老师)带日本军医处长、护士急匆匆赶来，对他进行了治疗。就此小病治成大病，大病治成绝症，10天之后，吴佩孚以败血症辞世，终年66岁。

　　对吴佩孚晚节，蒋介石给予了极高评价，他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写道：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当时在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也代表延安发表讲话对吴的民族气节表示了肯定。
　　吴佩孚下野后，曾做一联自勉：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他一生未破自己”四不”之戒，在内外交困之下仍旧坚守晚节至死不渝，也确实做到了”倔强到底”。
　　北洋军阀中的另外一位风云人物，曾做过”大总统”的徐世昌”七.七”事变后未及撤离，滞留天津租界，也成为了日本人全力拉拢的对象。亲日派不断来游说，徐开始时总以年老体弱为借口搪塞，后来干脆严辞拒绝。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亲自上门劝说，他也不见。日本人又派他的门生章梫和金梁前来，他委婉推辞，但章、金二人反复劝说不止。徐终于大怒道：”你们太浑了！”狗仗人势的金梁竟然反唇相讥：”老师您才浑哪！”徐叹息道：”国家不幸，没想到我这一把年纪了，还碰到这么一场。”说罢拂袖上楼。
　　后来，徐世昌练气功不得法，热结于膀胱，患了炎症，租界里医疗条件有限，大夫告知他必须到北京的大医院动手术。徐世昌认为自己一出租界，必被日本人所劫留控制，于是毅然放弃治疗，从容而逝。
　　徐世昌临终前曾有故人前来探望，问及抗战前途，此时徐已口不能言，唯艰难举手指着壁上悬挂的”晚晴簃”横幅，盖以”晚晴”二字象征我民族虽遭大难，但终能取得最后胜利，此中情景令人思之心酸。（注：《晚晴簃诗汇》是徐世昌选编的清诗总集）　　另一位曾做过”大总统”的军阀曹锟，当年因为”贿选”事件搞得身败名裂。土肥原贤二拉拢徐世昌不成，就想扶他做傀儡政府首脑。然而曹锟虽身负骂名，却还没有失去做人的最后底线，断然道：”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便打不过那小日本！”，更在家中公然庆祝。但其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的消息接踵不断，曹锟心情越来越沉重，不久便郁郁而终。
　　今天，在我们缅怀抗日烈士的时候，似乎也不应该完全忘记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最后岁月中表现出的勇气和节操。中国传统士人最重盖棺论定的身后之名，有朝一日，当国史馆正式为他们做传的时候似乎在结尾的评论中应该加上一句”然晚境清白，坚贞自守，板荡之日，大节无亏”，才算是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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